【正在行动】“美国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抗议起码表明民众有表达诉求的机会”

Hundreds of demonstrators march toward Lafayette Park and the White House to protest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nd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Hundreds of demonstrators march toward Lafayette Park and the White House to protest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nd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Source: 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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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身亡事件引发广泛抗议,区域暴力的抗议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动用军队控制。


5月25日,美国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遭到警察暴力执法后身亡。

一名旁观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警察在给趴在地上的弗洛伊德先生戴手铐时,另一名警察以膝盖跪在其脖子上。

弗洛伊德先生恳求称他无法呼吸,且没有做任何反抗动作。在脖子被跪压超过8分钟之后,弗洛伊德先生没有了反应,之后被送医,不治身亡。

事件曝光后不少美国市民举行和平示威集会要求公正审讯涉事警员和正视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问题,但示威很快演变成暴乱,堵路、店铺抢掠、破坏公物和记者采访时遭到警员不合理执法等现象蔓延至全美30多个州。

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定性抗议中的暴力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并宣布调动军队镇压。

在本期《正在行动》热线节目中,不少听众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抗议的看法。


要点:

种族主义的政策,法律和法律外的歧视,被排除在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之外是引发非裔美国人暴力抗议的原因

暴力抗议有很大的负面性,但起码表明民众有表达诉求的机会

如果要以法治为主导,那么人民必须看到正义


听众陈先生认为,疫情造成的压力让美国的很多社会矛盾爆发,只不过一直没有表达出来, 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成为了爆发点。

听众Jess说,尽管美国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游行出现了暴力活动是过分了,但起码表明民众有表达诉求的机会。美国警察也作出了道歉,这种做法要比中国好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Jess表示,中国的警察执法也很暴力,但没有一个中国警察出来道歉的。

朱女士表示,自己在这两年回香港四次,看到美国的情况,自己很担心香港,横向比较来看,她觉得香港《国安法》审议提出的很及时,如果没有该法的话,大概(中国政府)会出动解放军。

香港最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以美国的动荡为例,称外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实行“双重标准”。林郑月娥批评其他国家严肃看待自己的国家安全,但对中国或香港并未如此。

Jason说,必须要旗帜鲜明的反对种族歧视,但比较香港和美国发生的暴力抗议来说,世界上出现的双重标准很不公平。

听众邓先生说,民众抗议是民主的体现,但过于暴力是不应该的,政府为了利益而平息抗议活动中的暴力是正常的。他强调,美国的这次抗议活动尤其凸显出信息畅通的重要性。

史先生把美国的抗议事件和西方国家看待中国香港发生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比较,他说,西方国家对香港局势采取的双重标准,种族歧视也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因为他们看不惯一个东方民族的崛起。

美国为何多次发生反种族不平等暴力抗议?

警务活动引发动荡

过去一周席卷美国城市的抗议活动源于数十年来的挫败感。 种族主义的政策,法律和法律外的歧视,被排除在创造财富的主要途径之外以及悠久的恶性陈规定型观念的历史,直到今天,这些仍然存在。

非裔美国人暴动几乎一直是由警察的行为诱发,例如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在警方拘捕中死亡事件。

有时,当警察拒绝代表黑人居民采取行动时,动乱会爆发。 例如,1919年,一名非裔美国少年漂流到芝加哥密歇根湖的“白人”居住地区时,河岸上的白人向他投掷石块,最终他溺水身亡。 警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袭击者,也没有逮捕他们。

从那些被警察作为目标并遭受创伤,并受到整个社会歧视的人的角度来看,损坏财产和抢劫是合理的。

1865年奴隶制结束后的一个世纪,美国白人建立了剥削黑人劳动力并保持非洲裔美国人贫穷的新方法。这些方法的范围从管理工作合同和流动性的立法到种族主义成规。

这些法律和习俗都以暴力为基础,包括谋杀。从十九世纪后期到1950年,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成为私刑的受害者。这些暴力令人接受的程度以至于有时会提前在媒体上刊登广告。这些是法外处决,但通常包括警察,或者他们至少对诉讼视而不见。

在北部城市寻求更好生活的美国黑人也在该地区发现了种族主义。白人房东在诸如纽约的哈林区和芝加哥的南区等偏僻街区拥有一个垄断市场,这导致黑人居住的地方变得越来越拥挤和破败。

通过白人居民甚至是警察们的暴力行为,非洲裔美国人通常被拒之于全国城市中较好的社区之外。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长大的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郊区的中产阶级美国黑人的房屋遭到轰炸,因此该地区常常被昵称为“炸药山”。

即使北部城市的警力中有黑人警员,也无法改变警察部队根本上的种族主义行动。

贫富差距扩大

二十世纪60年代的抗议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警察的野蛮行径,也是由于非洲裔美国人被排除在公民的全面参与之外。

即使非裔美国人可以积累资本来获取抵押贷款,但被称为“红线redlining”的法律体系阻止了他们购买财产。

反过来,这阻碍了黑人家庭以白人家庭相同的速度积累财富的努力。 因此,非裔美国人住在较贫穷的社区。 这些社区的卫生条件较差,没有绿地,杂货店价格高昂,学校资源匮乏。

一直以来,正是非洲裔美国人继续从事低薪的国内工作和服务性劳动,支撑了蓬勃发展的经济,使美国白人受益匪浅。 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1968年说过,“毕竟,你是在指责已经被抢劫一空的被俘者。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丑恶的。”

如今,这些政策的影响仍然显而易见,并且在许多非裔美国人所受的歧视和被剥夺公民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黑人家庭和个人的财富中位数水平大大低于白人或亚裔美国人。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和高薪的非裔美国人中也是如此。由于美国黑人被剥夺了在不必缴税的住房和遗产继承方面逐步积累财富的权利,世世代代的歧视也留下了其自身的印记。

“打击犯罪的战争”和大规模监禁

1967年动乱后,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领导下,美国联邦政策从“反贫困战争”转变为“反犯罪战争”。 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成为不断扩大的“法律与秩序”和大规模监禁机器的目标。

今天,美国黑人,尤其是黑人男性,仍然是警察部队的压倒性目标。黑人青年被警察杀害的比率是白人青年的21倍。 正如最近几起备受关注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非洲裔美国妇女也很脆弱。

与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也更有可能被捕,被指控犯罪,被定罪和判刑。

一直以来,警察的训练和装备都模糊了民警和军队之间的界线。 这些警察的暴力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辩解。

作为结果之一,越来越多的基层团体呼吁削减警察部队的资金,进行本地化和彻底的非军事化。活动人事还将继续提醒我们,黑人的生命也很重要。

Clare Corbould副教授写道,直到那时,正如民权律师Sherrilyn Ifill本周所说,

“如果要以法治为主导,那么人民必须看到正义。如果它总是产生不公正的结果,那么我们怎么能告诉人们要对司法系统有信心。”

马丁·路德·金对暴动抗议的观点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曾说:“对我来说,谴责那些迫使人们感到他们必须从事骚乱活动的条件和对谴责骚乱的行为一样,都是必要的。归根结底,骚乱是没有被倾听的语言的表达。 暴动不是凭空发展的。 我们的社会继续存在着某些条件,在我们谴责暴动时必须予以强烈谴责促成这种状况的条件。我希望抗议是非暴力的。 我希望我们能避免骚乱,因为骚乱是自毁性的,并且对社会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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