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群众参与香港特首的社区对话不亚于街头抗争

Carrie Lam speaks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selected participants.

Carrie Lam speaks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selected participants. Source: 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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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度认为,拿着街头抗议的诉求当面指责林郑的力度不亚于在街头与警察对抗,对话是更为有效的一种抗争方式。


9月28号周六是香港“雨伞运动”五周年纪念日,香港民阵举行集会,有数千人参加。5年前的“雨伞运动”和今年的反送中运动相比,有多大的区别呢?本台记者刘俊杰采访了美国ACM电视台《周周侃》节目主持人沈度先生。

沈度最采访中表示,“雨伞运动”给人的感觉“非常和平”,当时的“严重程度”也只是到警察喷射催泪喷雾这一步,但在5年后的“反送中运动”中,可以说,集会抗争中能用到的所有暴力冲突手段在香港看到了。 两场运动的暴力程度的巨大差别体现了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的信心有着本质的差别。在结果方面,以和平方式发生的2014年“雨伞运动”中,可以说香港人几乎“完全失败”;但还没有结束的“反送中运动”让特区政府有了较大的让步。

9月26日,香港首脑举行首场“社区对话”前,,重点提到所谓的“大胆措施”——可负担居所计划。为什么提这个计划呢?

沈度认为,“反送中运动”一开始,不少人就认识到这次运动似乎超越了送中条例所能引起的(抗争)范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香港政府表示无限期推迟送中条例后,人们的游行热情不但没有减弱,反而不断增强,这难免让人去探究特别是年轻抗议者的具体诉求和背后的经济上的动力。在2010年之后,香港的房价直线上升,几乎上涨了5倍,但香港人的薪资并没有实质增加。沈度说,有香港人给他写的信里也对这一点表示地非常清楚。从1994年到2019年,香港特区的房价增长趋势与抗争的发生似乎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也是这次“反送中运动”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香港年轻人对未来感到绝望,再加上政治上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侵蚀”的自由,之后爆发了让外界甚至中共颇为吃惊的一个能量巨大的抗议。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选了一个其认为香港人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来抛出这样一个居所计划。这类似于董建华的八万五建屋计划,但这个计划当时由于过于激进而最终失败,这也造成后来的特区政府没有办法也没人敢再提这个计划。而现在林郑提起这个计划,并且香港地产商开始捐赠闲置地块,名义上是捐,但带有“逼捐”的意思。这说明香港社会的危机给政府和当地的富豪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大家都向着一种互相妥协能够解决这个争端的方向发展。

9月26日,香港特首林郑举行了首场“社区对话”,与4名高官走进社区聆听民众意见。这个会议总计有150个参与名额,出席会议的民众比较多地关注警察执法问题及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样的社区对话会多大程度上解决反送中运动所提出的问题和诉求呢?

沈度表示,走进社区与民众直接对话是很正确也应该是有帮助的一步。拿着街头抗议的诉求当面指责林郑的力度不亚于在街头与警察对抗。沈度认为,对话是更为有效的一种抗争方式。

林郑在中说,如今香港民众抗议的频繁程度是1997年的10倍。今年6月至9月中旬,80%以上的游行和集会请求得到了批准。但也提到了暴力抗议带来的重大负面影响。这种抗议成本有可能在将来的抗议活动中减小么?

沈度表示,这取决于港府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抗争者的诉求,但抗争者应该更加关注外界普通人的影响,在抗争方面不能只有勇气,还要更有智慧。沈度希望香港的抗争运动能够取得好的结果(群众运动能够带来政府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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