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国峰会期间，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一对一的会晤，阿尔巴尼斯在会后表示，会谈是“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虽然只是开始，但标志着与这个亚洲超级大国改善关系的“重要一步”。
中国外交部稿件中称，维护和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并称将“超越分歧，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阿尔巴尼斯在会晤结束后也承认“分歧”的存在，他说：“我们有很大的分歧要处理，但当我们进行对话且能够建设性地、尊重地、诚实地谈论这些分歧时，我们总是会变得更好。”
此次会晤触及贸易制裁、成蕾、杨恒均被拘、台湾、俄乌战争、气候变化等多个议题，而澳大利亚国内民众所关注的价值200亿澳元的贸易制裁并未取得突破进展。
贸易制裁能否尽快取消？
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此前明确表示，如果要推进两国关系，中国必须取消对包括煤炭、大麦、牛肉和葡萄酒在内的价值200亿澳元的澳大利亚商品的贸易制裁。此前，阿尔巴尼斯表示此次会晤并无“先决条件”。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袁劲东副教授认为：“这样的会议上不可能涉及到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还是要底下的一些外交层面来操作的。”
他更强调此次两国领导人会面的“历史意义”。
他说：“二十国峰会上，两国领导人能面对面会谈，这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这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开了局面，中澳关系逐步走向正轨。”
自2016年以来，澳中两国关系伴随着南海争端、华为禁入澳大利亚5G市场、反外国干预法案通过等事件而逐步恶化，直至2020年，时任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提出调查新冠源头“触怒”中国方面。中国针对煤炭、牛肉、葡萄酒等澳大利亚商品开始实施制裁。
袁劲东副教授认为，贸易制裁对于澳大利亚尤其是受到直接制裁的产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他分析说：“200亿澳元大约是7%、8%的比例，因为中澳两国是2800多亿澳元的双边贸易，但对于具体产业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在SBS中文普通话节目《正在行动》热线中，澳大利亚的华人民众也分享了对于此次会晤在经贸层面的影响。
有听众认为：“两国的关系是以利益为主导的，应该以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人民为重”，“从务虚转向务实，本质问题是衣食住行、国民经济”。
但也有听众提到了中国新冠清零政策而致的经济下行，指出“中国经济都垮掉了，澳洲经济还能依赖中国吗？我们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而袁劲东副教授认为：“实际上两国都意识到在经济方面还有共同的双边重大意义，两国关系稳定对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非常有意义。”
台湾问题上“支持现状”
在周二晚的会晤中，阿尔巴尼斯还强调了对台湾问题的关切。
他说：“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我当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表明了澳大利亚的立场，即支持现状，这是我在会议上提出的。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状态有任何改变。”
8月，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台后，中国在台湾附近举行了军事演习，紧张局势急剧上升。
尽管遭到台湾政府的强烈反对，但中国仍将民主执政的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台湾政府拒绝接受其主权主张，并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的未来。
中国方面表示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但会“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袁劲东副教授如此解读阿尔巴尼斯此番言论：“阿尔巴尼斯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的立场以及澳大利亚过去一贯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承认现实，但目前现状是没有任何一方通过武力来胁迫另一方面，所以他希望这一现状得到继续保持。”
而就阿尔巴尼斯所提到中国在台海问题上应当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我认为他指的是，中国实力远远高于台湾， 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克制和寻求和平统一，不动用武力，中国在这方面当然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建交五十周年前夕 对华政策有何转变？
外长黄英贤在上周日举办的纪念澳中建交五十周年的晚宴中发表重要政策演讲，强调了她为缓解与这个亚洲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所做的努力。两国于1972年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政府时期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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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参议员表示已经两次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以便在两国之间近三年的外交冻结后重新建立对话。
她说：“在这些会晤中，我就一系列双边贸易、领事和人权问题以及区域和国际安全问题坦诚地表达了澳大利亚的看法。”
“而且我已经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澳大利亚的做法将是冷静而有一贯性的。”
“我们在能够合作之处寻求合作，而在必要时表明分歧。”
阿尔巴尼斯在此次会晤前也指出澳中外交关系很快将达到五十周年的里程碑。
他说：“我们商定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基于平等、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及对和平共处的承诺。这些原则今天仍然很重要。”
袁劲东副教授留意到工党政府上台后与上届联盟党政府的区别，“工党强调有分歧，但不会时时刻刻将分歧挂在嘴边、不分场合地挑战中国”。
但他同时指出：“平衡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澳大利亚外交受到国际和地区的大环境的影响，特别是美澳安全同盟的影响。如果中美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美国肯定会要求澳大利亚在对华政策上有相当大的统一性。”
这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只能在这种大环境下来保持外交政策的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强调和平、对话，来降低冲突在两国经贸关系上所带来的影响。”他表示。
他说： “未来几个月还有一些多边的会议，如果双边的直接对话能逐渐放到议事日程上，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可以向正面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