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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留學生在澳洲搵屋租艱難

新研究顯示，國際學生感到壓力很大，很難找到住宿。南澳一名留學生說，她已提交多達40份租屋申請，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留學生由於在澳洲沒有本地租賃記錄，也未有收入證明，要找房屋租住很艱難。 Source: AAP / AAP/Bianca De Marchi

上周四，艾巴尼斯（Albanese）政府向國會提交法案，建議對每所大學招收的國際學生人數設定上限。

財長查爾默斯（Jim Chalmers）在預算案公佈演說表示：「（國際學生）入學人數在增加，但學生住屋供應卻沒有相應增加。」「這給房屋價格和房屋租金帶來壓力，尤其是在我們的城市和住宅郊區。

在野兩黨聯盟領袖達頓（Peter Dutton）在預算案回應演說中表示，兩黨聯盟希望削減國際學生的人數, 「我們將減少在大城市大學學習的外國學生數量，以緩解主要城市房屋租賃市場的壓力。」

但這公平嗎？我們的研究顯示，國際學生感到壓力很大，很難找到住宿。

關於住屋的討論往往忽略了國際學生對澳洲的貢獻。國際教育是澳洲其中最大的出口產業，2023年價值達478億元。

上個月，澳洲房地產委員會（Property Council of Australia）的報告也發現，「國際學生不是造成房屋危機的原因」。

報告顯示，國際學生只佔澳洲租屋市場的4%。報告也指出，房屋租金在2020年疫情期間開始上升，「當時沒有國際學生入境，大多數學生已經回到自己的國家」。

我們一直研究南澳國際學生的經驗。作為2023年一項更大研究的一部份，我們對1,372名國際學生進行調查，涉及他們的幸福感、社區參與和住屋狀況。我們也對16名學生進行了跟進訪談。

參與調查的學生來自142個國家和地區。亞洲是最大的來源地，佔受訪者的38%。其次是歐洲和非洲。

受訪者在南澳的27間院校學習。我們樣本中超過一半是大學生，但也有在工藝及教育進修學院TAFE和私立學院學習的學生。

以下是我們關於住屋的調查結果。

在我們的研究中，住在阿德雷德中心商業區（CBD）的學生最多，佔25.5%，當中有56%住在學生宿舍。其他學生住在各個住宅區。單一住宅區中，第二多的學生比率為2.2%。

學生宿舍是我們調查中最常見的住屋類型（20.7%），其次是住在合租房屋中獨自租一間房（19.6%）和合租一間房（13.2%）。

不到1%的受訪者獨自居住，2.5%的受訪者住在自己或家人擁有的房屋中。

這顯示國際學生傾向於住在中心商業區、學生宿舍、合租房屋或合租房間。這並不是許多本地人願意選擇的住屋類型。因此，很難看出國際學生是如何推高整個大都市房地產市場租金。

Rental Source: AAP

國際學生似乎也不容易找到住宿。

在我們的研究中，學生報告說，找到合適的住宿是他們在南澳生活中的三大挑戰之一，另外兩大挑戰是整體經濟保障和結交當地朋友。

他們告訴我們，由於沒有租屋記錄或適當收入來源，他們經常沒有選擇住在哪裡的餘地。例如，一位來自中國、攻讀社工專業的學生正在找住宿，她說已提交多達40份申請，但沒有得到任何回覆，感到很無望。

她說：「我們在南澳沒有租房屋記錄，也沒有全職工作……許多房地產代理都不願意理我們……。」

對於許多國際學生來說，學生宿舍是唯一的選擇，但認為「非常昂貴」和「非常狹小」。

一名攻讀電腦博士學位的斯里蘭卡學生解釋：「房東和地產代理沒有給我機會……學生宿舍是我唯一的選擇。這就是為甚麼我選擇了它，儘管它很貴。」

另一位學習電腦和資訊系統的台灣學生對我們說，由於學生宿舍費用太高，他們每個月只是花150元在食物上。

我們的研究顯示，南澳的國際學生發現，在他們求學期間，要找到住宿是昂貴的、困難的和有壓力的。

這顯示他們正經歷澳洲住屋危機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他們造成的。

認為增加學生宿舍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對於這個想法我們也需謹慎。它沒有解決住屋負擔能力的問題，也沒有幫助國際學生與澳洲當地社區互動。

國際學生因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而受到指責，這種情況令人擔憂。專家也承認這個問題由多種因素造成，整體而言，移民只是「相對較小的一個影響因素」。

我們也應留意到澳洲在土木工程和建築方面有勞動力短缺問題。

因此，國際學生可以是解決住屋短缺問題的一部份，而不是被錯誤地歸咎於造成租賃房屋短缺的原因。

本文作者：

Hannah Soong 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教育未來高級講師和社會文化研究員

Guanglun Michael Mu 南澳大學副教授兼企業學研究員

Hannah Soong 從Bupa、阿德雷德市、南澳大學教育與社會包容研究中心和教育未來學術單位獲得資助。她建立、並與Michael Mu在南澳建立並共同召集南澳國際學生福祉網絡（International Student Well-being Network)。

Guanglun Michael Mu從Bupa、阿德雷德市、南澳大學教育與社會包容研究中心和教育未來學術單位獲得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