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对这些故事感兴趣是因为我在追寻自己家族的一段重要联系，在我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姨奶奶，也就是我奶奶的姐妹有很多华人朋友。但我并不了解这些人的身份，小的时候我也不太关心这些事情。后来长大以后，我决定查清跟我姨奶奶交往的那些华人究竟是怎样一些人。
跟随祖传花瓶走上访古之路
Source: peterhack.com.au
"通过上网搜索，我查到William Liu生前是澳大利亚华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反白澳政策的宣传家。在那之前，他是一名商人，在悉尼的永生（Wing Sang）有限公司工作。于是我就开始进一步调查永生公司，结果我发现，经营永生公司的合伙人，后来在中国的香港、广州和上海创建了一家百货公司。如果你去香港，可能听说过先施Sincere和永安Wing On百货公司，香港人不知道的是，这两家百货公司，最早其实起源于澳大利亚悉尼的Hay Market。"
永生有限公司是19世纪末悉尼Hay Market的一家果栏。所谓果栏，就是水果的批发生意。19世纪末，大量华工在澳大利亚淘金致富的梦想破灭，出于生计考虑不得不另谋出路，其中一部分人转到蔬菜和水果种植行业。在香蕉种植领域，由于华人种的香蕉口感香滑，倍受欢迎，很快他们就垄断了悉尼香蕉市场。在悉尼“唐人街”一系列经营香蕉批发的为主的农产品商店也应运而生，永生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这些公司除了经营水果以外，也从中国进口大米、茶叶、干果、生姜、火药来澳出售，并向中国出口杏仁、饼干、果酱。
Source: City of Sydney Archives
改变中国人消费方式的澳洲华人
Peter Hack说，随着这批华人生意做大，变得越来越成功，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成立联邦并开始推行白澳政策，他们开始担心自己的投资和财产，于是决定在海外多样化投资。“开百货商店的主意是从悉尼借鉴来的，”Peter Hack说。
当时成功的例子有Anthony Hordern & Son和David Jones。来自悉尼的华商决定把这个概念在中国试水，这在当时很有风险。因为在中国，卖东西的方式非常不同，而百货公司把所有东西陈列出来，明码标价，不能讨价还价。“这样的方式极具创新，跟中国本土的零售迥然不同，”Peter Hack告诉SBS。他认为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华商开在中国的百货公司不仅仅售卖百货，里面还有餐馆、娱乐和游乐区、展览馆、剧院、舞厅、屋顶花园，总之应有尽有。
当时在上海，四家最著名的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创办人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李敏周，蔡昌都是澳洲归国的广东中山华侨。尽管追溯他们离开澳洲，追求中国市场的背后根源，多少带有一些苦涩，因为这批人是害怕澳洲政府的打压限制，才转去香港、广州和上海的。他们认为，回到中国的通商口岸，例如广州和上海，或者去香港，他们会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也不会被白澳政策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这些商人从澳洲带去中国的新理念、新事物，在上海这片“东方巴黎”的土地上大受欢迎，大放异彩。
澳洲历史学家Peter Hack 说，上世纪20到30年代，百货公司非常受欢迎。比如1926年开业的Sun Sun新新百货公司甚至有自己的舞厅和广播电台，上世纪20年代，广播是很新的发明。新新用自己的电台不仅给顾客带来娱乐，还给百货公司进行促销宣传，并告诉客人舞厅有什么主题的活动。这些做法都是极具创新精神的。而且新新早在1936年就开辟了电话订购的业务，不但可以电话订货，还可以送货上门。而大新百货公司1936年在上海开店的时候，就在全中国首次试用了自动手扶电梯，所以对大多数没出过国门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只要去大新百货商店，不到西方也可以感受坐电梯是什么感觉。
Source: peterhack.com.au
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几乎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代名词。不仅给当时的上海人带去了最时髦的购物方式，在那个提倡“实业救国”的年代，更是成为华人资本的一个典范，据说对百货业特别有兴趣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购买过“先施”公司的股票。
沧海桑田 四大百货公司今何在？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将近一个世纪过去，经营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的几大家族和撑起上海南京路繁华的四大商厦今日何在呢？
Peter Hack说：“马家、郭家、蔡家还有我姨奶奶认识的大新经理William Liu家的后人，大部分都在澳大利亚，我在悉尼见过马家和郭家的后人。还认识一个郭家的后人是40年代在上海出生的，后来1950年代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们家带着女儿回了澳洲。但郭家也有一部分后人留在了上海，文革期间被整得很惨。这些家族的大部分人都在解放前离开了中国，有些人去了香港，还有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在香港还有永安和先施百货，但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公私合营，由于政府的介入和新政，经营永安的郭家不得不放弃在上海和广州的店产。
Source: Xinhua
"先施百货在上海的楼还在，但店已经变成上海时装公司和东亚饭店，新新公司后来变成了上海第一食 品商店，我去过那里很多次。大新则是后来的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也就是老上海人口中的“市百一店”，去年商店做了一些改造，不过原来的立柱，楼梯都完整保留。上海的这四家百货商店，都已经不再归创建他们的澳洲华人家族所有。”
女作家陈丹燕为永安公司老板的四小姐郭婉莹写的传记《上海的金枝玉叶》里，记录了这位解放后留在上海的郭家后人的境遇。文革期间郭婉莹被迫去远郊的青浦、崇明乡下接受劳改，环境肮脏、劳动繁重，但她仍保持典雅整洁， 尽量穿着旗袍。文革结束后在海外的郭家亲属、世交，纷纷要她离开中国，她却坚持独自住在上海，以退休金和家庭英文老师的授课费生活，并且保留着喝下午茶的习惯，最终1998年90岁高龄的郭婉莹在上海那间没有空调夏天必须开窗、冬天抱着石英取暖器的小屋子里走完了一生。
William Liu：从情报机构的黑名单 到获得大英帝国勋章
而Peter Hack姨奶奶认识的那位华人朋友William Liu则是在中澳之间来来去去。Peter Hack说，自己的姨奶奶Barbara Stephenson曾经在Hay Market的一家教会学校教书，那里有很多华人学生，William Liu是她1909年教过的学生，这也让他们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在上世纪60年代去世之前，Barbara跟William Liu一直关系很好。
Peter Hack介绍，William Liu有一半华人血统，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本人接受了中澳两国的教育，会说中英文和粤语，因此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国驻澳总领馆担任中文书记，后来又在永生果行和悉尼华人商会做过事。1934到1936年，他被蔡兴早到派往上海创建大新百货公司。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给他惹上了始料未及的麻烦。
Source: Chinese Museum Melbourne
"1969年他访问中国，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引起了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的注意，ASIO就派人一直监视他，因为他们害怕他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同情共产党的人。尽管William Liu做的只是推动澳中两国的贸易和旅游联系，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期间，拉近跟中国的贸易外交关系让他在澳洲并不受到欢迎。ASIO对他的监视让我找到了7卷他的ASIO资料，他也为此丢了工作。但是这些都没有吓退William Liu，他继续活跃在华人社区，甚至还是华社反白澳政策的活跃分子和领导人。每年他会给政客写500封信，每任总理、每任移民部长都知道他是谁，每年他还会专门跑去首都堪培拉进行抗议，总是忙这忙那。
“有意思的是，随着时代变化，外部大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为之努力60年后，1973年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废除了白澳政策。人们的态度也在变化，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华，恢复跟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后，人们的看法也改变了。1982年，89岁的William Liu获得了英国女王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对中澳友谊还有两国经贸关系的贡献。对于一个曾经被ASIO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能够因为促进两国的关系获得这样的认可，真是了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