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墨尔本华人母亲的难题:自闭症孩子毕业后如何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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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日是第17个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World Autism Awareness Day)。 自闭症研究学者表示,自闭症群体在求职时往往面临着多重障碍。


住在墨尔本的王蕾是一个独自带娃的全职妈妈。她的两个儿子——17岁的刘杰逊(Jason Liu)和13岁的刘杰诺(Jeno Liu) 分别在两岁和十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

眼看着大儿子刘杰逊今年年底即将高中毕业,王蕾开始为他日后如何谋生发愁。

她告诉SBS中文,刘杰逊和别人沟通有障碍,还患有癫痫和糖尿病,需要更多的照顾。

“我现在接触的有三、四十岁的(自闭症患者),很多是在家里的状态。”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自己照顾好自己,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他要自己生活下去。
王蕾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20.5万自闭症人群。就业问题是不少人步入社会后的最大挑战之一。

数据显示,自闭症人群的失业率约为34%,为残障人群失业率(10.3%)的三倍多,是非残障人群失业率(4.6%)的近八倍。

自闭症群体面临的就业障碍和刻板印象

伍伦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的名誉教授桑德拉·托姆-琼斯(Sandra Thom-Jones)致力于自闭症人群的学术研究。

作为自闭症群体之一的她,也是《Growing in to Autism》一书的作者。

她说,自闭症人群失业率较高的原因之一是工作场所和社区对自闭症缺乏真正的了解。

“人们对自闭症、自闭症人群的长相以及其能力存在刻板印象。”
雇主往往关注的是自闭症群体的缺陷,而不是我们的优势。
桑德拉·托姆-琼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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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rowing in to Autism》一书中,托姆-琼斯教授讲述了她逐渐发现自己有自闭症的故事。 Credit: Supplied
与此同时,托姆-琼斯教授补充说道,工作场合所需要的社交技巧也是自闭症人群面临的另一障碍。

“工作场所是一个非常依赖沟通、人际交往和社会规范的社会环境,这是许多自闭症人群要克服的困难,”她说。

“人们往往认为自闭症患者要想在工作场所被接受,就必须以符合非自闭症行为的方式进行交流和行动,但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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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左)的两个儿子——刘杰逊(右)和刘杰诺(中),分别在两岁和十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 Credit: Supplied

尝试把孩子“往艺术方面推一推”

本月早些时候,王蕾在墨尔本澳华博物馆为两个孩子办了一场画展,展示出他们近两年间创作的近80幅作品。

画展现场,一些观众表示出购画兴趣,这让王蕾对孩子的未来有了新的打算。

“很多人来问我,你的画卖不卖,卖多少钱?我是很惊讶的,也觉得有点骄傲。”

“我们是想尝试把他往艺术这方面推一推……哪怕是一个月卖出去一幅或两幅,他也有一定的收入,”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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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说,在画展现场,一些观众表示想要购买孩子的作品,这让她很惊喜。
托姆-琼斯教授告诉SBS中文,艺术家或音乐家、超市理货员和程序员是自闭症人群被认为的最常从事的工作。

但她表示,公众需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关注到从事更广泛职业的自闭症人群。

“我认识很多自闭症的人从事的职业范围很广,包括教师、医疗保健、零售、学术界、法律、创意产业等。”
许多自闭症人群在这些岗位上表现出色,因为他们注重细节、注意力高度集中、模式识别能力强,以及其他已知的自闭症群体的优势。
托姆-琼斯教授

“希望孩子自食其力”

王蕾说,大儿子刘杰逊目前就读于墨尔本东南区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从去年开始,他注册了学校提供的帮助学生就业的园艺培训课程。

陪读了两个学期后,王蕾发现该课程对儿子来说并不适合。

“他(刘杰逊)没有太多的语言,又因为我们在国内呆了几年,他的英文不是很好。”

“它(园艺课)讲一些理论,比如光合作用,或者是花的结构,对于(我的)孩子来说,他记不住,尤其是讲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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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以来,刘杰逊开始在学校学习园艺课程。 Credit: Supplied
为了寻求其他选择,王蕾还参观了一家专为残障人士提供服务的日间护理中心。

但她说,虽然日间护理中心能为孩子提供基础的照顾,但很难使其掌握就业所需的技能。

“他们提供的像咱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之后,家长这一天可以不用管他,这个花费是可以报销的。”

“我觉得跟我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我是希望孩子能自食其力,”她说。

离开校园后可能面临的“悬崖”

除了培养儿子的绘画创作外,王蕾还寄希望于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的(School Leaver Employment Supports),该计划旨在为澳大利亚12年级的残障学生提供就业帮助。

该计划在学生完成学业后提供长达两年的个性化支持,帮助他们掌握就业所需的基本技能,包括资金管理、时间管理和沟通技巧等。

她进一步解释道,申请者需要通过一定的评估来证明自己有工作的能力,情况比较严重的申请者或将被排除在外。

“我跟老师初步沟通过,Jason(刘杰逊)是具备这个能力的。比如教他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他可以通过反复练习,达到这个目的,”她说。

“最理想的情况是他能通过这个项目,能学到一定的技能、找到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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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迫于在澳独自带娃的经济压力和缺少家庭支持,王蕾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中国,和父母一起生活。 Credit: Supplied
,在2022年,该计划的5700名参与者中,主要残障为自闭症的人占55%。但总人数中,只有7%的参与者来自多元文化社区。

托姆-琼斯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现有的教育体系未能让自闭症群体为可持续就业做好准备。

“从我的经验而言,太多的自闭症儿童认为上学是如此痛苦的经历,以至于只要能活下来就是一项成就。”

她补充说,此外,变化对许多自闭症人群来说是痛苦和充满挑战的,因此,从学校过渡到工作可能“极其困难”。
当学生完成学业后,当他们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获得这些服务的资格。这一普遍的现象被称为‘悬崖’。
托姆-琼斯教授
“我希望所有自闭症人群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但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兼职甚至是无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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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蕾说,大儿子刘杰逊因患有哮喘和糖尿病,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照顾。 Source: SBS / Shan Kou
为了更好地帮助全澳自闭症人群,联邦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该战略将涵盖包括自闭症群体获得服务、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在内的关键改革领域。

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告诉SBS中文,该战略是“针对所有澳大利亚自闭症患者的终身计划,而不仅仅是针对那些符合NDIS资格的自闭症群体”。

“该战略强调了社区需要提高对自闭症的认识和接受程度,还考虑了(自闭症)诊断的及时性、自闭症人群诉诸司法和获得医疗服务的途径等关键问题,”这名发言人说。

据称,该战略草案预计将于近期发布,征求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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