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办公桌的电脑旁，一直放着一张太太和女儿的照片。人们看到照片几乎都不会认为她们是我的家人，通常他们会问，“这是谁？”
有一次，我甚至被问到这张照片是不是小时候的我和我妈。看起来，这个猜测比她们是我家人的猜测更靠谱，因为我生下来就是亚洲孩子的长相。
你看，我是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后代。
我出生在加拿大，在澳大利亚长大。
我是同性恋者，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的妻子Patricia是华裔，从小在新州的杨镇（Young）长大。
15年前，我们以典型的南亚人的方式相爱，当时我们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
2011年，我们在猎人谷办了婚礼，50个朋友见证了这一切，仪式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同性婚姻在澳大利亚合法化（2017年）后，我们又结了一次婚，那时我的孩子们都出生了。
尽管明知很困难，但我们当时就是决定要个孩子。
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选捐精者。
A vial containing frozen donor sperm samples. Source: AAP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非常超现实的体验，我们坐在一个无菌的生育诊所里，闻着漂白剂的味道，翻着厚厚的婴儿照片和资料，选中最理想的精子捐赠者。你可以获得的信息其实很有限，照片是捐精者婴儿时期的照片，而捐精者本人是匿名的。花了点时间翻来翻去，我意识到我特想要一个南亚裔的捐赠者。
我女儿曾经问我为什么不用我的卵、为什么我没有承担分娩的责任。其实，我和太太讨论过谁来生孩子，如果我们两人有人不可以，那么另一个人就可以尝试。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我的太太愿意怀胎十月、母乳喂养，而我还是会有两个漂亮的宝宝，我还要从她那里把这种美好的体验夺走吗？老实说，我从不相信跟孩子在遗传上有关联会让我更爱她们，所以我并不太在意我们两人中谁来怀孕、分娩。
令人开心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在2013年出生，接着在2015年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身为南亚人，是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让孩子跟我在身份上相同，是我真正想要的。
我的孩子们经常说她们有跟我一样的棕色皮肤，我开玩笑说，选择一个南亚裔的捐精者也意味着孩子们会拥有那些特质——棕色皮肤、爱吃辣、在屋里穿鞋会不舒服以及擅长算数——这似乎是与生俱来、根本无需教授。
一路突破障碍、组建我自己的家庭，这像是一个漫长的旅途。
我心知，是我的孩子和太太让我更完整。她们让我自豪，这就是为什么会引发困惑我还要把那张照片放在办公桌上。
对我来说，这是最完美的画面，我要好好“炫耀”下，我想要让我为这个家庭努力的现实变得很稀松平常，就像所有的澳洲家庭一样，真实而充满爱意。
作者Laavanya Paripurapavan目前是悉尼的一名会计。这篇文章改写自电影人Gary Paramanathan组织的活动Queering the Brown中Laavanya Paripurapavan的发言。
READ MORE
台湾举办超150对同性伴侣集体婚礼创历史性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