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据估计，10%的澳大利亚大学学生提交了别人代写的作业。
- 一位专家表示，非英语背景学生作弊的可能性要比其他人三倍。
- 大学教师们表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应对作弊的学生。
11月下旬通常标志着澳大利亚大学生暑假的开始。
但是对于大学教师们来说，这是工作量繁重的时候。这段时间，学生们将收到年终作业的成绩，并被告知他们这一年的学业表现结果。
SBS中文的一项调查发现，即使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教师们往往能够分辨出一份作业是否真正由学生完成。若作业由他人代为书写，这种现象被称作“合同作弊（contract cheating）”。
对教师展开测试
为了对该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SBS中文通过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微信联系到了一名代写“枪手”，雇佣其代为完成一篇1500词的文章。
这篇文章随后与其他三篇论文一起，被寄给三位澳大利亚的大学教师。
尽管没有被告知文章来源，教师们还是能够分辨出哪篇出自代写手笔。
悉尼大学讲师玛格丽特·范 · 希克伦博士（Margaret Van Heekeren）花了半小时阅读了四份作业，并找出了代写完成的那篇。她说，代写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它不够具体，表明写这篇文章的人没有真正了解与这项任务相关的课程内容”，希克伦博士说。
SBS Chinese hired a ghostwriter to produce a made-to-order essay. Source: SBS
教师们在评分时使用各种方法，包括检查写作风格的一致性、研究的深度、每个文档中的元数据，以确认作业是否由学生本人完成。
墨尔本大学讲师卓少杰（Sow Keat Tok）博士表示，代写还有其他的偏向和特征。
你可以预见到，他们想拿到一个C（Credit）或平均成绩，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拿一个D（distinction）。但很少看到他们拿HD（high distinction）、P（pass）或不及格（fail）。
悉尼大学新闻学讲师菲奥娜·马丁（Fiona Martin）博士通过对照元数据的不一致性，在几分钟之内就辨认出了这篇代笔。
她说，在她的课堂上，这篇文章很难拿到及格分——语法、标点糟糕，也缺少参考文献。
她补充说：“我自己是不会为这篇东西付钱的。我认为不管花多少钱都不值得。”
三位教师中的两位表示，即使他们对代写行为有所怀疑，但由于一些关键因素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范围，他们很少会向学校的学术诚信机构报告。
为什么大多数作弊者都没有受到惩罚？
SBS中文发现，合同作弊的发生率和被发现率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被报告的学术不端行为通常涵盖剽窃或共谋作弊——后者意为在非小组任务中，学生们有所合作或将答案提供给他人——而极少涉及网络或合同作弊。
莫纳什大学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大学，拥有8.6万名学生。
过去五年，该校平均每年有1000余名学生（约占总数的1.2%）被发现有学术不端行为。
墨尔本大学的学术不端比例大致相同。自2021年7月以来，有低于1%的学生因违反学术诚信而被正式调查。
西澳大学心理学讲师盖伊·柯蒂斯（Guy Curtis）博士一直致力于为学术界编写一份辨别代笔的指南。他说：“这种行为有很多信号，但往往需要挖掘。”
Australia’s anti-cheating laws do not penalise students who cheat – they are subject to their institution’s misconduct policies. Source: AAP
“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也缺乏资源”，他说。
通常情况下，由于打分的时间压力，教师们也不会选择报告疑似代写行为。
卓少杰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他会一次性批阅100份作业，每份3000词的作业需要分配15至20分钟。
他表示，没有时间仔细检查每一个字，他也不能假设某个学生提交的作业出自代写之手。
“（我们需要）有绝对的把握。我们倾向于假设学生的最好一面，而不是最差一面。”
范 · 希克伦博士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申请需要“很长时间”。
“我只报告那些我觉得证据已经足够充分的事情。否则，就不值得浪费时间”，她说。
马丁博士则说：“我认为，许多合同作弊行为被忽略，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给支付（临时员工）适当的报酬，让其在这方面做尽职调查。”
柯蒂斯博士认为，这一趋势反映了全国的高等教育部门作弊行为有所增加，这要部分归因于COVID-19。
“大学面临资源不足。没有JobKeeper以让他们挺过大流行，所以在过去两年里，澳大利亚大学已经失去了4万名员工。”
“与此同时，教职员们还被期望花时间仔细检查每份作业。”
谁作了弊？
柯蒂斯博士说，存在合同作弊行为与否，主要的预示因素为英语是否为母语。
根据他的研究，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参与合同作弊行为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三倍。
柯蒂斯博士表示：“国际学生更有可能作弊，但真正的区分是，他们是否以英语为第一语言。”
Research suggests both students from non-English speaking background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contract cheating than other students. Source: AAP
他补充说，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学生在这一群体中占据显著地位。
“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更有可能被发现，语言差异只会更容易被证明。”
当被问及为什么比起其他非亚裔群体，有中国背景的国际学生作弊的比例更高时，马丁博士表示，她相信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许多亚洲国家，都有一种文化：付钱让人们把事情做好。各样的贿赂礼品可被用于‘铺路’。所以我认为，特别是在中国，这是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她还认为，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合同作弊的广告相对更大行其道。
“中国学生接收到了大量的合同作弊广告。”
解决作弊问题
涉及数千学生的“MyMasters”丑闻使得澳洲大学和联邦政府联合打击这种行为。
此后，部分大学采取强制措施，例如要求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完成诚信板块，并对教职工进行培训，帮助他们识别代笔作业。
范 · 希克伦博士说：“当然，这取决于学术界，他们是否参与这些项目，是否参加相关研讨会。”
澳大利亚联邦法律并不禁止购买学术论文的行为，只禁止对其宣传和推销。
根据澳大利亚反欺诈法，网站运营者若提供或宣传非法作弊服务，将面临两年监禁或高达11万澳元的罚款。
自2020年9月该法律出台以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andards Agency ，TEQSA ）已通过联邦法院，对两个合同欺诈的相关网站发布禁令。
柯蒂斯博士说：“这项法律的一个好处是，有超过100个站点自愿封锁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访问。”
然而，通过微信上的广告，SBS中文很容易就与代写“服务”取得了联系。
TEQSA表示，向在澳大利亚高校学习的学生提供或推广学术作弊服务是非法的，无论使用何种语言，亦无论是否使用了虚拟私人网络（VPN）。
“这包括通过电子邮件、在线论坛和线上交易平台、社交媒体、通讯平台来推广或提供服务”，TEQSA首席执行官阿利斯泰尔·麦克莱恩（Alistair Maclean）说。
他补充，针对向学生提供或推广作弊服务的非英语网站，TEQSA正在努力提高其监控和打击能力。
麦克莱恩表示，高等教育诚信小组（Higher Education Integrity Unit）正在领导TEQSA的工作，在联邦政府390万澳元的资助下，开展反作弊法律的实施和落实。
TEQSA CEO Alistair Maclean. Source: Supplied
柯蒂斯博士说，非英语背景的学生作弊更容易，因为澳大利亚教师通常只用英语搜寻相关信息。
“我们有时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对作业中的关键词进行搜索，然后找到学生们在哪里发布信息，要求别人帮忙完成作业”，他说。
但是，柯蒂斯博士表示，用另一种语言对疑似作弊行为展开调查，往往会耗费大量的资源。
打击作弊，谁应负责？
柯蒂斯博士认为，总体而言，大学有着努力保持学术水准的强烈愿望，但抓住作弊者的责任在于各个方面。
“持续教育非常重要。总有新生入学，因此，总有学生需要学习学术道德。”
他表示，学界需要设计专门课程，以避免或减少合同作弊。学生需要以道德的、负责的方式完成学业。同时，需要建立系统，以支持和执行学术诚信规则。
作弊服务本身已经在数量、地点和专业上有所进化和改变，所以，监测是一直必须的。
他补充说，对合同作弊的最大担忧在于，这会让学生离开大学时，毕业证会为他们实际做不到的事提供证明。
“如果有一个护士，在学习如何测量药物剂量时作了弊，而这个人又要给你接种疫苗，你的确应该为此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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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澳大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