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托尼的自述：
断断续续，我在监狱里度过了 20 多年。
我知道如何在监狱里生活，但我们没有被教导如何在外面生存。这是我最为挣扎之处。
体制化对我的生活观念和日常习惯产生了影响。
每天早晨，我会整理床铺并叠好衣物。我常常站在卧室门口，等着警卫开门。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自己可以开门。托尼
回到日常生活，我住进家里一间较小的房间，这让我感到更为熟悉，也有助于我更好地入睡。外出散步，我注意到自己会被街道上的线条吸引，仿佛监狱中到处都有的黄色标线一样。
初次进监狱时，我习惯在日历上倒数日子，直到重获自由。然而，一旦服刑时间很长，我不再这样做了。这样的行为只会不断提醒我自己被困。我不想再看到一页页的日历，只想把它放在一边。
我仍然没有挂在墙上的日历。90年代当他们在食堂里开始卖手表时，我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不买一块。我说：为什么要戴手表？我在消磨时间，你希望每一秒都盯着它看吗？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有一块手表。
在监狱旁长大
我在塔斯马尼亚的一个工薪阶层郊区长大，这个地方离我度过大部分成年时光的监狱非常近。
我长大的那条街挺不错，周边有八个年龄相仿的男孩，我们经常一起冒险，也时常惹出不少麻烦。
我的童年充满了动荡。我在九岁时，父亲去世了。我有和善的母亲和三个姐妹，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陷入了一段虐待关系。尽管这段时期对我来说异常痛苦和艰难，但我要感谢我的母亲，作为一名酒吧女招待，她竭尽全力抚养我们。
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快乐的。虽然可以说在我第一次入狱之前，我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我总是那个惹麻烦、给我的家人带来很多伤害的人，但我知道我一直被爱着。虽然从未真正被理解，但是被爱着。托尼
我10岁开始在一些机构中生活。我是一个难以相处的小孩，国家把我监护起来，把我转移到了少管所，后来又到了那所监狱，那座监狱就在我家对面。
当时的我，犯罪不是为了钱，也不是因为我在一个不太健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更多的是因为我喜欢冒险的感觉和犯罪本身的刺激。
通过犯罪我获得钱财。同时，我也获得了朋友和一直渴望的归属感。犯罪成为了我接下来27年生活的核心。在我的记忆中，我要么是受国家监护，要么是一名囚犯。
找到自己的声音
在我第一次成年入狱服刑初期，我经常与当局争辩，陷入很多麻烦中。我的狱友建议我加入监狱的“斯巴达辩论俱乐部”（Spartan Debating Club）。在那里，我不仅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还获得了年轻时所缺乏的知识和力量。
一切都变成了辩论，特别是在里斯登（Risdon)监狱，我为囚犯的基本人权和待遇发声。我成为了倡导者，在那里我为囚犯的权利辩论和斗争。
Tony joined a debating club in prison.
正是通过这个过程，我开始转变，成为全新的自己。在入狱和参加辩论俱乐部之前，我是托尼。当我找到自己的声音后，我成了泰德。托尼曾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相对胆怯，而泰德则更为坚强。
仰望星空
2011年，我最后一次离开监狱，在一艘名为Mures Diana的船上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发现船上的隔离和监狱的非常相似，我拥有想要的一切，错过的一切都触手可及。
我爱上了这艘船和大海。我被蓝天和蔚海所包围，其中的一切都可以如我所愿。
在监狱里你不会仰望星空，你只会看到铁栏杆。我在那艘渔船上工作时，那是多年来我第一次仰望清晨的星星，第一次真正看到并感激我的自由。托尼
但是当我回到陆地时，现实却给我一记重拳。
为什么我仍觉得自己像个“囚犯”？
在我的心中，我永远是个罪犯。我的自由只是短暂的，我从未真正想过除此之外的生活。
我从不喜欢监狱，但我知道并理解，这是被逮捕的后果。我逐渐接受并在必要时调整自己。
我从未称它为“家”，但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它都是。
我意识到，作为58岁的人，现在的我在很多方面仍然像个囚犯。我只是把我的家变成了牢房。
尽管你可能有自己的“正常”感觉，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感觉，我还在与他人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
我一直在探索，想知道他人是如何找到幸福、正常、舒适、独处和内心宁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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