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4月，年轻的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几个月后，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专业声誉因为“猪湾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备受打击。那次针对古巴政府的秘密行动在几天内就宣告流产了。
现任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撤军行动导致阿富汗局势崩溃，这很可能成为拜登的“猪湾事件”。
但更糟糕的是，类似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它不仅羞辱了安东尼·伊登爵士（Sir Anthony Eden）的英国政府，而且还标志着英国作为一个全球霸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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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当历史学家回顾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时候，会愈加觉得是这是美国全球衰落的一个重要标志，远远超过了1975年从西贡的撤离。
通往灾难的道路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很多人将阿富汗人自相残杀的责任归咎于现已离任的总统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拜登的拥护者肯定也会加入到这个大合唱中。然而，这是对事情发展过程的过度简化。
加尼的专横风格、糟糕的人事选择以及不愿意将权力下放给他人的行事作风，都在当前的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在加尼成为总统之前就已经发酵的政治体制问题也许更应受到指责：国家政治经济高度集中、总统制将太多的正式权力置于喀布尔、以及日益滋生的选举欺诈（这主要基于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时期繁荣的“新世袭”政治）。
除此之外，巴基斯坦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它是塔利班的长期赞助者和庇护所、后勤支持和设备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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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巴基斯坦以塔利班为代理人对阿富汗进行“爬行入侵”时，无意中为他们打开绿灯的，最终还是华盛顿。
首先，是美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在2020年2月代表特朗普政府与塔利班签署的灾难性退出协议。这项协议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随后，拜登有意识地选择了坚持这一协议。
拜登试图强调协议来自特朗普，但他又决定坚持该协议，并保留协议设计师哈利勒扎德作为自己的代表。美国令人震惊的决策正是这场悲剧的核心所在。
拜登失败的背后是什么？
哪些因素可以解释拜登的严重误判？在这一点上，我想到了几个因素。
第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他缺乏亲身应对复杂和危险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相关经验。
在2021年1月成为总统之前，拜登从未担任过掌握明显行政权力的职务。他曾长期担任立法者，后又担任副总统，并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12年，包括担任主席数年。
但他从未担任过一个经常被要求对具有重大相关风险的高级政策事项作出最终决定的职位。
对世界事务感兴趣并不等同于拥有强大的判断力或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才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届政府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其2014年的回忆录中认为，拜登“在过去40年中几乎在所有重大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上都是错误的”。
US President Joe Biden delivers remarks on the worsening crisis in Afghanistan from the East Room of the White House on 16 August, 2021 in Washington, DC. Source: 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
一些报道称，拜登决定追随特朗普的道路，更多是受本能和长期信仰的驱使，而不是对危险进行有条不紊的脑力评估。
拜登还可能受到了对美国军方建议的深刻的、几乎是内在怀疑的影响，这可以追溯到他在担任副总统时反对在阿富汗“增兵”的失败尝试，而奥巴马总统最终决定这么做。
第二个起作用的因素可能是美国国内政治。拜登和他的支持者引用了支持美国完全撤军的民意调查，但这不太可能是最终决定的促成因素，因为阿富汗从来没有在美国政治中产生过与越南战争相关的热度。
更有可能的因素是民主党的内部政治。拜登曾因热衷于支持2003年伊拉克战争而受到左派的大量批评。支持阿富汗撤军有可能缓解其中的一些担忧，并吸引该党的进步派和意识形态孤立主义者。
美国和塔利班的协议是如何削弱信心的
美国的撤军决定也反映了对阿富汗权力动态的严重错判。
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在像阿富汗这样具有威胁性和非制度化的环境中，大众心理是政治轨迹的关键决定因素。
就像雪崩一样，一个小的转变可以迅速滚雪球，造成社会学家所说的“级联效应”（ “cascades”）。
阿富汗政府的崩溃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来解释“级联效应”。2020年美国和塔利班的协议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忧虑。然后，只需几个局部失败，就能削弱各界人士（包括军人和平民）对政府的信心。旁敲侧击成了一种理性的策略，然后就失控了。
美国撤军似乎也反映了拜登没有意识到2020年2月的协议对阿富汗军队的有效性造成了多大的破坏性。
该协议不仅要求美国军队撤离，而且要求美国维修承包商撤离，这损害了阿富汗国民军库存中关键资产的持续能力，并剥夺了军队的关键空中掩护。正如一份有见地的分析所言：“在拜登总统的撤军决定之后，美国撤走了它的空中支援、情报和为阿富汗的飞机和直升机服务的承包商。”
“这意味着阿富汗军队根本无法再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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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信誉的长期损害
外界很难看到，拜登如何能毫发无损地从这场灾难中走出来，但损失更大的是美国的信誉。美国在国际上越来越显得像一个正在消逝的大国（国内也很失败）。
在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美国将该地区最亲西方的政府和公众出卖给了一个残酷的恐怖组织，而这一切都是在长期向阿富汗人承诺他们不会被抛弃之后发生的。
这种抛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阿富汗的本身。正如一群知名的退休大使所说的那样。“当美国与中国和其它独裁国家竞争时，美国可耻地离开阿富汗将向其它国家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如果美国的安全保证不可信，那为什么不与中国达成交易？”
1940年5月，在对张伯伦政府未能有效支持其盟友的严厉控诉中，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期票（承诺）现在是市场上的垃圾”。
由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失败，拜登政府正迅速走向一个类似的方向。
The Conversation 作者 William Maley 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名誉教授。内容仅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