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华人性少数群体面临的尴尬

对华人来说,农历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阖家团圆的时刻,但是对于拥有华人背景的LGBTQI+性少数群体来说,农历新年却可能是尴尬。

Yellow Kitties

Source: Yellow Kitties

 “来澳洲13年,中间只有一年回家过年,其他的一次都没有。”墨尔本的LGBTQI+播客主播Andy这样说。

对华人来说,农历新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阖家团圆的时刻,但是对于拥有华人背景的LGBTQI+性少数群体来说,农历新年却可能是一个尴尬时刻。

不回家的理由

“我知道我是在逃避,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Andy表示,自己逃避回家过年已经逃避了十几年。

在高中时被父母发现过性取向以后,现在30出头的他再也没有和自己的父母聊过这个话题:“他们可能觉得我那之后就已经‘好了’。”

已在澳洲定居的他会在过年期间给父母打视频,向他们展示自己过年期间庆祝的晚餐。在视频过程中Andy的伴侣也会出现,但是Andy并不会特意向父母介绍他的存在。

“其实我父母也来澳洲看过我,我妈还向他(Andy的伴侣)讨教过厨艺。”
Andy
Andy hasn't been home during LNY for over a decade. Source: Andy
Andy认为,自己的父母也有怀疑过自己伴侣的“朋友”身份,但是他们彼此都默契地对此避而不谈。

“并不是说我不在意他们知不知道,而是在于知不知道这件事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Andy认为,自己和父母彼此都有自己的生活,不说,反而是不打扰彼此的一个方式。

华人年轻一代在农历新年期间共享的烦恼,可能就是来自父母亲人的催婚。

澳纽华语同志彩虹联盟(ANTRA)的主席尹郑宇正(Cedric YIN-CHENG)表示,对于普遍的华人家庭来说,一旦和伴侣确定关系,就会把对方带回家过年。

而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面临的压力可能更大。

悉尼大学性别研究讲师Shawna Tang博士告诉SBS普通话,在大部分的华人主导社会中,同性婚姻是不被允许的,这就意味着性少数人群永远无法结婚。
在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中,一个非婚人士会被看作是与已婚人士区别开的另一类人。
而正是这种区别对待使得春节成为了一个尴尬时刻。

尹郑宇正表示,在ANTRA中的一些成员也会选择一些另类方式在春节是“蒙混过关”:“我们会有成员选择拉拉(女同性恋)和gay(男同性恋)搭伙一起回家,甚至还有人会在淘宝上雇一个演员和自己回家过年。”

为了躲避这样的无奈之举,来自中国的Tina甚至觉得这两年的疫情给了她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选择在春节的时候不回家。

“我在和一些澳洲本地人约会的时候,发现他们可以很自然地和家人介绍自己的同性伴侣,但是我回中国似乎还不行。”

难以开口的“partner”

Ted Zhao和男友在一起在墨尔本住了两年多,2021年中,两人领取了De Facto(事实婚姻)认证。

“我希望下一步能在今年春节跟我爸妈‘出柜’。”

虽然很多华人背景的性少数人群也会选择在农历新年向父母正式介绍自己的伴侣,但是,他们很难直白地说明自己伴侣的身份。

去年春节,Irene Toh去了自己的伴侣Michelle Tan家过年。

Toh表示,虽然在坐的亲戚朋友都能猜得到两人的关系,但是她们也不会选择直接和所有人说明:“就是直接讲名字啊,这是Irene,这是Michelle。”

Tang博士表示:“在我的研究中,对于有华人背景的家庭来说,把对象带回家即便没有明说这是我的伴侣,也可以被视为出柜的一种形式。”

尹郑宇正也会在ANTRA中遇到成员的求助:“他们会发现很难和父母解释什么叫partner。”

他解释道,在ANTRA中的一些成员是在澳洲出生长大的“ABC”:“他们会觉得用中文和英文都很难向自己的父母解释partner这个词的意思。”

尹郑宇正和ANTRA的负责人会在接到求助后,上门帮助成员和他们的父母解释同性伴侣的含义,帮助他们的父母去接受和理解这一概念。

对于自己向父母“出柜”后结果是好是坏,Ted并没有多少把握,但是他认为,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父母的认可,而不是永远向他们戴着面具。

Tang博士认为,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明确表示自己的性别身份可能代价巨大:“这有可能危及家庭关系、有可能会失去家庭支持,包括经济支持。”

因此,如何向自己的家庭袒露自己的亲密关系,也成为了一件需要认真考量的事情。

另一种“团聚”

但是不回家过年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了这一个华人的传统节日。

“对于海外移民来说,过年的时候大家凑在一起,吃一顿(丰盛一些的)饭还是比较常见的(过年方式)吧。”Andy说。

每年春节,Andy和Maki两位好友都会聚在一起过年。
我觉得这依然是与家人相聚,只不过这是我自己选择的家人。Maki说。
两人认为,可以选择在华人认为最重要的节日里,找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像家人一样的朋友一起过年是很幸福的。

“我们会希望在过年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里给彼此一个支持的力量。”Andy补充道。
Two Chinese-Australian started a podcast sharing LGBTIQ+ life in Australia.
Two Chinese-Australians started a podcast sharing LGBTIQ+ life in Australia. Source: Andy and Maki
Tina也在澳洲找到另一种过年的方式。

Yellow kitties是一个在墨尔本为全年龄段的亚洲女同性恋者及其他性少数人群的社会支持性团体,每年农历新年,都会选择在一个成员的家中进行聚会。

“因为成员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虽然都过农历新年),但是每个人带来分享的食物都很不一样。” Yellow kitties的活动组织者Irene Toh说。
Yellowkitties
Yellowkitties LNY event Source: Yellowkitties
“比如说我们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成员会带来Lo Hei。” Toh解释说,Lo Hei就是“捞鱼生”,在餐桌上大家一起把食材码到一起,每码一次都要喊一句像“财源广进”、“鸿运当头”之类的吉利话。

一般来说,每次农历新年的活动都至少会有10几个人一起参加。

在疫情前的2019年春节,Yellow kitties和Gay Asian Pround(Gap boys)一起合办了非常热闹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找场地、找演出嘉宾、组织活动……每个成员都会负责和参与不同的职责。

“就好像你的家庭变得很大。” Toh说。

甚至Yellow kitties成为了一些初到澳洲的新移民的特殊关系网。不仅仅是精神上互相支持的家人,甚至可以了解自己工作相关行业的信息、找寻新工作的机会、一起户外运动等等。 

重新“教育”父母

对于尹郑宇正来说,他“幸运地”让自己的家庭接纳了自己的性取向以及长期的伴侣。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partner回家过年了,”他告诉SBS普通话,“我妈妈一直都知道他的存在,也很了解他。”

但是尹郑宇正也坦诚,在自己23、24岁向父母“出柜”(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时,并不是如此顺利的。

“当时也是经过了很多挣扎和争吵的,他们会觉得我是在大学认识了不好的小伙伴把我给带坏了。”
澳纽华语彩虹联盟(ANTRA)主席尹郑宇正(Cedric YIN-CHENG)
澳纽华语彩虹联盟(ANTRA)主席尹郑宇正(Cedric YIN-CHENG) Source: 尹郑宇正(Cedric YIN-CHENG)
但是从“出柜”后,尹郑宇正就开始尝试潜移默化地重新“教育父母”:“我会帮他们换掉朋友圈。”

他解释说,在香港的三姑六婆会很关心下一代的婚姻生活,对父母来说这种攀比会产生压力。他会选择介绍与他同龄的其他性少数者的父母给自己的父母认识。

“还有一些‘出色伙伴’这样的组织,也会发布很多中文的LGBTQI+群体的信息,我都会发给我的父母看。”

出色伙伴是一个以简体中文分享信息的公益机构,通过同辈交流、分享和倾诉来化解父母对于子女性取向的担忧。

通过这些信息,慢慢地尹郑宇正的父母就会发现,那些性少数人群中,有医生、有律师、有做各行各业的人,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重要的是,给父母创造一个交友圈,让他们慢慢接受。” 尹郑宇正补充道。

Tina也有相似的经历,她在向母亲“出柜”前,先选择了与更开明的亲戚说明情况。在获得了她们的支持下,再向母亲坦白:“至少还有人会支持你,就算我妈不接受,她们也会帮你去说话。”

“我妈妈还是抱有希望,想我能像异性恋者一样,结婚生孩子”,Tina笑说,但是她即使人在澳洲,也会经常给在中国的母亲发一些中文的有关性少数人群的文章给她,让母亲慢慢了解这一人群。

现在当她面对中国其他家人催婚的时候,她的妈妈也会替她解围。

华人社会不等与“恐同”

在提到自己的和父母沟通的过程时,尹郑宇正提到,虽然很多华人家庭会把“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作为对子女人生的期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华人文化背景就和性少数的价值观对立。

“我的LGBT身份并不会影响我对我出生的文化的认同,我们也不需要把LGBT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划等号。”他解释说。

他认为,他和伴侣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很大一部分来来自于各自家庭的支持,他更希望能让父母看见真实的自己、接纳真实的自己,在华人文化背景和LGBT的身份之间做一个平衡。
我觉得我出柜之后,和父母的关系更亲近了一点,他们不再把我放入一个框架内,而我也可以把真实的人生展示给他们看。
Tang博士也表示,性少数人群在家庭团聚的时刻感到尴尬并不是华人背景家庭所独有的,这也不是独属于华人家庭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警惕把华人传统文化表述成一种比其他文化更加‘恐同’的保守文化,因为历史和现代社会的证据都表明,性少数是可以被华人社会广泛接受的。
她补充说,在承认当下性少数人群可能面临的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以及节日团聚时的尴尬时,也要看到“年轻一代的华人性少数群体是有非常积极的态度的”。

Andy认为,对华人背景的于性少数人群来说,如何建立亲密关系、如何发展新的家庭形式,“都是没有role model(榜样)可以借鉴的,但是我们自己也在(实践中)探索新的(家庭)形式”。

不论是与自己伴侣之间,还是与父母长辈之间,在沟通交流、碰撞磨合中,关于家庭、春节的定义都有可能发展出新的意义。

“墨尔本每年的Midsumma festival都有同志大游行,其实和春节的时间时差不多的,”Tina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让我父母来看一看,有一天可以这样度过春节,让他们接受真实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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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19 January 2022 3:11pm
Updated 2 February 2022 5:07pm
By Minyue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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