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经济进入告别繁荣的转折点

中国最近在经济方面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恒大集团濒临破产，另一个是全国性突然断电，都引起了国际经济圈的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一直紧跟这些事件的动态，想把握中国经济的脉搏。北京也担心国际经济圈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失去信心，在政策层面和对外宣传层面都千方百计地释放信号，希望化解外国对中国经济的担心。

恒大事件引发金融市场恐慌情绪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Essnglkoerm Huong CC BY SA 4.0

一、中国三季度经济数据引起国际财经界警惕

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呈现一派繁荣，以致于整个国际社会都以为，中国将成为带领21世纪全球经济的领头羊，好像没有哪个国家相信，中国经济会告别繁荣。我大概是比较早提出中国经济告别繁荣这种看法的，2017年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繁荣缘何而去？——中国经济现状和趋势的分析》，指出中国经济的繁荣不可持续。但这只是一种定性分析，在中国经济实际上到达从繁荣走向衰退的转折点之前，很多人会认为，那种定性的判断与所谓的“唱衰中国”并无不同。

恒大集团在中国的房地产业名列前茅，今年8月2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世界500强大公司，恒大位列全球第122名，中国入榜的8家房企当中恒大排名第一。恒大如何突然崩盘了，我9月23日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普通话网站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中国房地产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讨论了恒大濒临破产对中国经济支柱房地产业的冲击；而针对全国性拉闸限电，我10月8日在《大纪元》上的文章《中国限电秘辛》，也分析了限电政策与中美外交博弈的密切关系。这两件事，一个牵涉到中国房地产业的前景，一个牵涉到能源问题。但从这两件事本身，并不能作出关于中国经济整体前景的判断。

10月18日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马上跟进，发表了相关分析。《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的GDP等多个数据走弱，统计局在淡化涨价、能源短缺和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些数据公布前后，国际经济圈在关注中国房地产业危机的同时，已开始重新认识中国的经济前景。日本的野村控股把对中国经济第四季度增长率的预期从之前的4.4%下调至3%；荷兰安智银行(ING Bank)将中国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4.3%；牛津经济研究院则把对中国经济第四季度的增长预期从早先的5.0%下调到3.6%。高盛经济学家警告说，房地产业衰退可能对明年中国的GDP造成4个百分点的打击。

但《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这两家世界上主要财经媒体的分析并没深入挖掘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背后隐藏的经济信号，其描述偏于表面化。之所以它们对中国经济走向的分析难以深入，是因为其记者的分析方法基本上属于横断面解析，即从眼前的时间点切入，做单一时间断面上的分析，缺乏对经济动态规律性的观察。

二、用先行指标观察中国经济动态

一个国家的经济总是沿时间轴不断演变，如果研究它的动态过程，就会注意到，它的现状反映出过去的影响，同时也预示着未来的可能变化。只有懂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哪些是具先导性动态指示意义的指标，又了解这些数据的经济含义，才可能从动态而不是静态角度，读懂这些官方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的真实经济图景。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种经济数据，像所有各国的经济数据一样，都可以分为三类，即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但要学会分辨哪些经济指标分别归属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不但需要了解这三类指标的界定和差异，更需要懂得每类、每个指标的动态敏感性和数据变动的规律性，还要掌握相关的统计分析方法和数学模型。这些内容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各国大学的经济系和商学院通常没有相关的专门课程，所以财经记者们通常不会在学校里接受这方面的训练。

我1980年代后期在国家体改委所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担任综合研究室主任期间，曾主持研发了中国的第一个宏观景气系统，其主旨就是建立反映中国经济动态的先行指标、同步指标和滞后指标体系，然后探索每个指标的数量变化规律，为把握经济动态的可能变化提供科学的分析研究基础，从而改变中国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在苏联式政治经济学的束缚下只会静态分析的缺陷。1988年底我奉派赴西柏林的德国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六四”后我工作的机构被整肃乃至解散，我便转到普林斯顿大学，改而研究制度转型问题，中国宏观景气系统的研发戛然而止。不过，我自己积累的相关经验和分析技巧依然有用。

所谓经济数据中的先行指标，是指经济活动发生显著变化之前率先表现出明显变动的指标，如投资品价格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房屋建造许可证的批准数量、企业的订单数量等。这些指标可以显示经济的未来动向，其预告效应通常会提前半年以上。同步指标反映当下经济活动的状态，比如商品销售额、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滞后指标反映的是滞后于当下经济状态的一些经济层面，比如银行未收回贷款的规模、居民储蓄、工资总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商业贷款、财政收支、零售物价总指数等。

下面我侧重分析国家统计局3季度数据中的先行指标，为判断今后中国经济的动向提供一些独到的看法。我所分析的资料，不仅选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项统计数据，而且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采购经理指数”。“采购经理指数”（PMI）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景气调查方法，中国是在制造业各门类中抽样调查3000家企业，在非制造业企业中抽样调查4200家企业，抽样调查的样本和统计学上的代表性足够大。“采购经理指数”以50为临界点，高于50表明经济活动热络，低于50表明经济活动低迷，所以50这个临界点也被称为经济“荣枯线”。

三、今年中国三季度统计数据的先行指标分析

我选择了6个方面反映未来经济动向的先行指标，目的是观察这些指标所反映的经济动态是否一致。

第一，工业企业原材料、零部件购买价格指数，9月上涨14.3%，这说明企业进料成本大幅度上升；而制造业加工产品的出厂价格指数1-9月只上涨5.6%。出厂价格上涨幅度只有进料价格上涨幅度的差不多三分之一，说明工业企业不得不消化进料成本将近10个百分点的上涨。既然这样的成本上涨幅度不能全都转嫁给下游企业，10个百分点的成本净上涨（来料涨价幅度扣除出厂涨价幅度）会基本上吞噬企业的大部分毛利润，预示着今后将会有一大批中小企业因亏损而停产或破产。

第二，1-9月消费品价格指数只有0.6%，9月更低，只有0.2，说明市场需求疲软。结合第一点的分析，消费品制造企业很难因为制造环节成本暴涨而提价，这是消费品制造企业未来面临亏损困境的先兆。

第三，从“采购经理指数”看，8月开始新订单指数连续2个月降到经济“荣枯线”以下，表明未来制造业企业的订单减少，生产不得不收缩；同时，9月开始制造业的采购量也开始掉到荣枯线以下，说明企业开始减少生产用原材料的采购。

第四，房地产业的新开工面积1-9月下降4.5%，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1-9月下降3.3%，办公楼新开工面积下降20%，商业营业用房下降17.5%。这是今后投资明显下降的先兆；再结合现有商用楼出租面积下降的报道，可以看出，商业经济活动正在收缩，不仅新的商用房需求减少，而且原有的商用房空置率明显上升。

第五，房地产企业的现有资金来源中，国内银行贷款1到9月下降8.4%，外企投资下降37%，因此房地产公司1-9月为建住宅所购置的土地面积下降8.5%。这是房地产业相对萎缩的开始，房地产公司减少买地，今后新建房地产工程数量会不断下降。

第六，主要作为饲料的玉米价格1-9月上涨31.2%。生猪和家禽养殖的数量关系到城镇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而养殖户根据肉价与饲料价的比率来决定扩大还是收缩养殖规模，因此客观上有一个“猪--粮周期”，即饲料贵—生猪提前出栏、养殖数量减少--肉价下跌--饲料需求下降这样的周期性波动。此刻中国农户因为猪粮比价偏低，即肉价低、饲料粮价格太高，因此大量宰杀生猪，导致肉价1到9月下降31.4%。这看起来是暂时遏制了消费物价的上涨，但也预示着1年内因养猪赔钱太多，会出现生猪严重短缺，随后必然出现肉价暴涨，由此再拉动食品价格急升，进一步压制消费购买力，影响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需求。

这六个方面的先行指标都标示着同一个经济动向，那就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萎缩，滑坡在即。

四、中国能否复制昔日的经济繁荣？

上述经济变化究竟是周期性变动，即经济有起有落，落而复起，还是长期的下滑趋势？这就要结合定性分析来观察中国经济能否重新复制昔日的繁荣？

拉动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繁荣的主要是两波景气，即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的十年“出口景气”和继而代之的十年“土木工程景气”。关于这两波景气，我在去年1月16日SBS网站上的文章《2020年中国经济重审视》里作了简单介绍，此处不赘述。这里只强调一点，“出口景气”和“土木工程景气”都是一次性机会，不可复制。

中国经济眼前遇到的是三大麻烦，而不是恒大自身的经营困境以及突发性断电。这三个根本性麻烦关系到中国经济的三大支柱，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消费能力。第一个麻烦是，工业原材料价格暴涨，而下游产品的涨价空间逼窄，中小制造业企业越来越难维持。第二个麻烦是，恒大集团“暴雷”表明，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已经到达濒临破灭的临界点；与其说是恒大造成房地产业走向衰退，还不如说是房地产业盲目膨胀走到尽头之后恒大率先倒下，刺破了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第三个麻烦在于，中国的消费力本来是经济繁荣的产物，而中国人个人资产的七成是房产价值，房价高涨让很多人有了虚幻的富裕感；而经济滑坡、就业萎缩自然会造成消费的相对收缩，同时房价下跌又造成个人资产缩水，虚幻的富裕感随着房地产泡沫瘪下去而消失，这也会造成未来消费的收缩。

显然，中国不可能再来一轮“吹大经济泡沫”的游戏，因为房地产泡沫已经把中国的金融系统推到了金融危机的边缘。中国政府此刻最关心的不是保住房地产企业，而是如何保住银行免于倒闭。房地产企业不管大小，破产的后果是成千上万用预付款购房的房主面对烂尾楼的愤怒，而银行倒闭则是百万千万储户的储蓄泡汤所产生的社会恐惧。孰轻孰重，中国政府自然一清二楚。

《华尔街日报》10月13日报道，从10月开始，中纪委的反贪人员在25家国有金融机构展开巡视，审查这些机构的贷款、投资和监管记录，并了解这些金融机构与大型私营企业的交易内幕。这次审查的对象包括25家国有的大型主力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其中包括央行在内的11家国有大型银行及金融控股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三大监管单位，上海、深圳两大证交所，以及4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以及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国有投资单位。

从表面上看，这次是为了清查主力金融机构的腐败，但背后应该有更大的考量，那就是，通过清查腐败，发掘出这些金融机构潜在的坏账；清查的最终目的是，万一房地产这个庞大的经济支柱撑不住时，潜在的金融危机可能有多严重。这个举动也说明，中南海对潜在金融危机的担忧何其之重，哪怕动摇主力金融机构的日常运行，也要这样大张旗鼓地清查；反过来，这也可以说明，房地产泡沫可能引爆的全国性金融危机究竟有多危险。对中国政府来说，当务之急已经不是重造繁荣，而是防止金融崩塌。

五、中国经济到达告别繁荣的转折点

中国以房地产为根基的“土木工程景气”终结了，中国经济也实际上走到了从繁荣转向衰退的转折点；而且，这个“土木工程景气”还成了拖累未来整个中国经济的沉重包袱。正因为问题的严重性，中共一直在设法调控房地产业的活动，既想遏止它继续膨胀，又想让它别一下子破灭。从逻辑上讲，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impossible mission）。

由于各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去十多年来严重依赖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出售土地收入，中央政府除了越来越担心房地产泡沫破灭，令银行已投入土木工程项目或给购房者的抵押贷款成为大量坏账，由此产生金融危机，同时也担心，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会造成地方财政的崩塌。从2017年以来北京就一直试图逐渐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通过限购、限价、限贷款等多重手段，来轻轻地挤压房地产泡沫。

中国今年1-9月的GDP是82万亿人民币，而建筑业总产值达到19万亿，占23%。这个比重说明，房地产业已经达到“大到不能倒”的程度。面对这个经济“怪物”，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力道如果用得太大，经济可能崩盘，金融危机会提前到来；而挤压房地产泡沫的力道如果用得太小，会造成从购房者到房地产公司、再到金融系统的侥幸心理，让房地产泡沫这个“金融黑洞”继续吸走更多资金，导致未来更大的金融危机。不管将来结局如何，中共对金融危机的恐惧将导致中国经济很难再靠吹大泡沫来维持下去，中国经济今后只能还原它本来的虚弱面目。

恒大是中国第一家正在垮下来的大型房地产公司，它很可能是逐渐蔓延的公司经营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露头。恒大的财务困境折射出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艰难现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真相。《华尔街日报》9月22日专门发表数篇文章，分析恒大风暴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的一篇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恒大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这个标题非常醒目，令美国投资者触目惊心。

最近，华尔街一直寄希望于中共救房地产业，而中国政府也稍微放缓了对房地产业的压力，让央行稍稍松动银根，但这一点“毛毛雨”救不了房地产业。中南海的基本策略是，在房地产业“救房不救企”，即逼房地产企业把卖出去的图纸上住房完工，不让民众花钱落得个烂尾楼，为此逼倒了房地产企业也在所不惜；这个策略也是全局性经济策略的一部分，即“牺牲房企、保住银行”，减少了烂尾楼，就可能保住房价不要暴跌，否则，银行会因为房价暴跌、用按揭买房的房主的抵押品大贬值而陷入金融危机。

声明：作者程晓农，博士，中国经济学家、转型问题学者、旅美学者。

以上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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