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姆迪普·辛格·丹迪瓦尔（Premdeep Singh Dandiwal）和他的兄弟一直有一个计划，希望他们的父母最终能在阿德莱德与他们团聚。
2016年10月，当他在印度的父母60多岁时，普雷姆迪普申请了付费父母签证，这将使他们能够搬到澳大利亚与儿子们更亲近。
在申请时，该签证的审理时长为18至24个月。
但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如今距离递交申请已经过去67个月了，他仍然在等待他父母的签证申请得到审理。
“这让我们很痛苦。我们家一直很不安，”现居阿德莱德、出生于印度的澳大利亚公民普雷姆迪普告诉SBS新闻。
“这个签证的等待时长应该是18到24个月，但我们被误导了。现在我们已经在不安中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
在墨尔本，一个类似的故事正在伊朗移民萝娅·萨拉马蒂（Roya Salamati）的生活中上演。
Premdeep Singh Dandiwal (second from left) with his family, including his parents (seated in the front row). Source: SBS, Supplied
2017年，她和她的兄弟为住在德黑兰（Tehran）的年迈父母申请了付费父母签证。
这些签证申请仍未得到审理。其中一份已被撤回，因为萝娅的父亲感染新冠并去世了。
萝娅说：“他没有和我们道别就去世了。”
“现在，我的丈夫、我的兄弟和我的母亲是我唯一的家人——我不能没有我的妈妈。我每天都面对着很大的压力。”
一个普遍的问题
普雷姆迪普和萝娅并不孤单。
截至4月30日，有123370份父母签证申请正在等待内政部的审理。
墨尔本的玛丽亚娜·乔丹娜（Marianna Giordana）最近发起了“清除父母签证积压（#ClearParentVisaBacklog）”运动，并表示按照目前的规划水平，预计新的签证申请需要19年左右才能获批。
“到那时，许多澳大利亚公民年迈的、居住在海外并迫切希望搬迁到澳洲的父母可能甚至已不在人世，或者健康状况不佳无法搬迁了，”乔丹娜告诉SBS新闻。
Roya Salamati (right) with her mother. Roya's father passed away while waiting for his Australian parents visa to be granted. Source: SBS, Supplied
根据内政部的网站，新的付费父母签证申请——费用在33355至47825澳元之间，旨在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做出贡献——“可能需要至少65个月才能获得最终处理”。
但乔丹娜说，事实上，这些签证的处理时间约为16年。
“付费型父母签证——签证费最昂贵的签证之一——平均需要16年的审理时间，”她说。
父母和年迈父母签证（签证费用为6490澳元）的处理时间甚至更长。
根据内政部网站公布的数据，“符合排队标准的新提交申请可能需要至少30年才能最终处理”。
乔丹娜说，这类处理时间对于移民们居住在海外的父母来说是令人心碎的，他们往往是独自生活，需要子女在他们的晚年给予支持。
“我们不知道到那时这些父母中有多少还在世，”她说。
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新冠大流行造成了父母签证的积压。
“由于新冠大流行，生物识别特征的收集、英语测试中心、纸质申请提交中心和专家组医生设施的工作一直受到干扰。这些服务（的延误）影响了签证申请的审理，”声明说。
但是在普雷姆迪普和萝娅的案例中，这个问题似乎早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由“清除父母签证积压”运动提供并经内政部核实的数据显示，在过去9年中，每年提交的父母签证申请数量远远高于审理的数量。
例如，在2013-2014年，内政部收到超过26000份父母签证申请，但只有约9000份获得批准。
Source: SBS, Supplied
在2020-21年，收到了超过14000份父母签证申请，但只有约5000份获得批准。
积压的原因是什么？
据前任移民副部长阿布·里兹维（Abul Rizvi）说，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是一个因素。
他说：“21世纪初，在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的领导下，增加移民人数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减缓澳大利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非常慷慨的父母移民政策，就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了。”
“父母签证的上限始于1996年，在霍华德政府时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大量积压是起到封顶的作用。”
据里兹维博士说，与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类似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实行着最严格的父母移民政策。
“所有其他移民定居国也开始收紧父母移民政策，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到了我们收紧的阶段，”他说。
内政部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在与州和领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团体以及更广泛的公众协商后”制定规划水平。
该运动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3月启动的“清除父母签证积压”运动为普雷姆迪普和萝娅这样的移民提供了一个基于网站的平台，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认识类似情况的人，并倡导变革。
运动发起人乔丹娜说：“通过这个网站，我们正在收集这么多人的经历和故事——签证积压对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有些人实际上正在考虑因为这个问题而离开澳大利亚。”
她的运动也在接触政策制定者。虽然她说她收到了工党的克里斯蒂娜·肯尼利（Kristina Keneally）和塔州参议员尼克·麦金（Nick McKim）的一些回应，但她说，她发给前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Alex Hawke）的一封信却没有得到答复。
“我试图通过电子邮件联系移民部长，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还试图联系自由党议员，（他们）告诉我等到选举后再联系，”乔丹娜说。
随着新的工党政府的上台，乔丹娜希望她的运动和数十万想把父母带到澳大利亚的移民的困境能够得到她所说的应有的关注。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移民法会议上，克里斯蒂娜·肯尼利——她曾被认为是工党的移民部长，直到她在悉尼Fowler的席位上输给了独立候选人戴乐（Dai Le）——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国际边界关闭的两年里，内政部长和移民部长没有清理积压的签证申请”。
肯尼利称其为“自上而下的失败”，并称重建内政部的能力“不仅需要100天，而实际上需要数月或数年”。
“这项任务将是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她在会议上说。
这对乔丹娜来说是个好消息。
“我们真的希望与工党政府就此事以及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