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来自台湾的打工度假者正准备将自己的故事带到堪培拉，倡导政府结束农业工作者工资剥削的现象并改善其工作条件。
当Kate在大流行前的2019年来到澳大利亚时，她被一种充满冒险色彩的广告所吸引——边享受假期边打工赚钱。
但她随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很大不同。
她被安排在一个种植柠檬和柑橘的农场工作，收入低于澳大利亚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每天按计件工资收取24澳元，而不是按小时工资来计算。
她对于糟糕的生活状况也毫无准备。
“我在垃圾桶里寻找食物，不得不和其他七个人住在同一个房间。”
一个草莓园的招聘广告上写着他们只想要“亚洲工人”。
“我认为这太有歧视性了——仅仅因为我们亚洲人愿意为采摘草莓而折腰。”
在一个农场，她受到了性骚扰，并被告知如果她想保住工作，就得忍着。
“在这期间曾有过一次封锁，很难找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容忍。”
她最后还是离开了，但她希望自己本该有勇气早点离开。
“我对其他（同样遭遇的）人的建议是保护好自己。当面对劳务承包商或雇主的性骚扰时，你不必去接受，也不必去容忍这些。逃吧，离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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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e的经历只是一份新报告中所记录的案例之一。该报告发现，在受调查的澳大利亚园艺行业1300多名工人中，78%的人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有些人的工资仅为每天9澳元。
这份报告来自移民工人中心（Migrant Workers Centre）和新州工会，是在2020年9月底至2021年2月底期间、对这些工人展开调查的。
新州工会的Mark Morey说，在许多工资剥削的案例中，工人的工资是按件计算的——根据桶里所装的水果数量来支付，而不是按小时计算。
“除此之外，一些雇主还向工人收取食宿费用。在我们的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是相当可怕的。这些移民工人和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正在被剥削，这种情况必须停止。”
Mark Morey正与Kate一同前往堪培拉，向国会议员提出该行业的工资剥削现象。
Kate说：“我希望政界人士们能够好好对待和照顾背包客，因为我们是从事澳大利亚人不愿做的工作的人。”
“例如，总理在大流行期间说，如果你没有足够的钱，那么现在是时候回家了。我对这些话非常反感——我那些同是背包客的朋友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做出了贡献。”
“而我们不应该被这样打发掉。”
Mark Morey说，与农业部长David Littleproud会面的请求被拒绝，也没有收到全国农民联合会的答复。
但是，与中立议员、一国党、绿党和工党的议员们的会面日程已经安排好。
“是时候大力干预了”
“我们所做的研究以及许多学者（所做的）研究表明，这不是一次性的问题。这并不是一桶烂苹果。这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模式。该行业一直无法自我监管。现在是政府进行大力干预的时候了，以确保偏远地区和农村社区的工人不会被剥削。”
维州移民工人中心的Matt Kunkel说，联邦政府有一个明确的角色，以确保工作条件得当，工资剥削也不应被容许。
“我们已经有这么多（议会）调查。我们已经有了曝光。我们已经出具了报告。每个人都绞尽脑汁，说情况有多糟。但政府可以采取一些非常明确的措施，这些措施在我们的报告中都有概述。”
“但关键是，政府就是要介入，并确保这个国家的工业法律实际上为这条供应链上上下下的人们所遵守。”
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Fair Work Ombudsman）在2016年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后发现，4000名持有工作度假签证的人中，有66%的人报告了工资剥削的情况。59%的人认同，在他们的工作未得到雇主签收的情况下，背包客不太可能报告被不当对待的行为。
要想获得第二年的临时签证，背包客必须满足在指定区域和行业内从事88天特定有偿工作的条件。
Mark Morey说，这个条件已经被雇主利用了。
“工资剥削现象不应普遍存在。”
Advocates are calling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ensure worker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re paid the minimum wage. Source: Supplied
呼吁规范劳务派遣公司
全国农民联合会说，如引入一个打击无赖劳务雇佣公司的认证系统，将有助于防止该部门的工人被少付工资。
全国农民联合会首席执行官Tony Mahar告诉SBS新闻：“全国农民联合会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引入一个全国性的劳务雇佣监管计划，让劳务雇佣实体承担责任，研究表明这是农业劳动力的一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会出现错误行为。”
“全国农民联合会四年来一直呼吁引入专门的农业签证解决方案，这将确保持有签证的外国工人只被安置在完全认可的雇主那里。”
该机构还在敦促雇员报告工资剥削问题。
“不遵守法律的果农和菜农不仅在剥削工人，而且在许多人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时候，也会让他们的行业失望。他们必须被追究责任。”
“园艺工人如果认为他们被少付工资，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他们的经历。”
Matt Kunkel说，他希望许可安排也能到位。
“这份报告所呼吁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劳务雇佣许可计划，这将是朝着赶走这个行业中一些最糟糕行为者迈出的真正的一大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许可计划，而不仅仅是一个注册计划。我们需要人们真正证明他们是以这种方式雇佣工人的合适的人。”
“了解你的权利”
来自法国的Marie两年之中在澳大利亚的六个农场工作过，她说她的英语技能使她免受雇主最严重的虐待。
“例如，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我认识的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农民会扣留他们的工资。有时这就像现代奴隶。”
“我们必须为争取再呆一年的权利而工作，这没有问题。我对此没有异议。我只是不想被告知我们是懒惰的，他们可以随时替换我们；被告知他们想给我们多少报酬就给多少。”
她说，现在有一些社交媒体网络，背包客可以发布关于那些少付工资或有虐待工人名声的农民的信息，但许多新来的人认为他们没有什么选择。
“我的建议是不要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不要因为你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而陷入一份工作中。”
她回忆起一件事，她的前男友在农场发生了意外，他的手指被锤子压伤，雇主曾试图避免支付手术费用，并让他们对发生的事情保持沉默。
“了解你的权利。当我的男朋友受伤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权利将其作为工伤事故索赔。或者另外，甚至我们是否可以要求支付周末工作的补贴。了解自己的工作权利是件好事。”
她说，她所遭遇的工资剥削是按件而非按小时计算工资。
“在一个牛油果农场，我实际上得到了一个奖励，让我可以呆满整个采摘季。我认为这在大流行之前是不会发生的。例如，我现在看到的很多采摘水果的工作广告都是按小时计算的，而不是按件计算的。”
“他们需要吸引背包客。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满足于低收入了。如果是按小时计费，这就有点改变游戏规则了。”
她不同意关于计件工资鼓励工人提高生产力和减少懒惰的论点。
“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我当时在植树......我们在种植杏仁树。我们的工资是按小时计算的。我想雇主对我们的最低期望值是每天3000棵。而我们当时种了5000棵。”
“当然，有些人会很懒惰。但这和我们采摘牛油果的时候一样。我们的工资是按小时计算的。而且我们的采摘速度比农民预期的要快。”
在大流行期间，Marie说她曾考虑返回法国，但不断恶化的COVID-19疫情意味着，留在澳大利亚让她觉得更安全。
“我们只想得到人道的对待和尊重。”
